高价研学团：异化成“杀猪盘”？

标准缺失导致科研市场“鱼龙混杂”

2023年高考前两天，一大早，北京南站就已经挤满了一波又一波出省留学的学生群体。短短一个小时，来自五所中小学的数百人踏上了前往上海、黄山等地的列车。

“现在是暑假前的研学小高峰，很多学校都被选为考场，不能上课，只能出去读书。”北京微创博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王虎文在车站人群中穿行，协调两校调研学习。整个团队进入车站。除了暑期业务，他还承担了28个课题组到上海。“仅在北京，就有至少500家公司在做研究。”

很快，外地来京的科研团队也将如潮水般涌入北京。“整个暑假期间，除了门头沟等郊区，北京市区的酒店整个期间几乎订不到一批房。酒店报告说他们都被研究小组预订了。”创办十多年的一家教育机构的顾问闫楚抱怨道。

“清北校园游”是最热门的暑期产品之一。北京研学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期接到的咨询电话中，有超过半数建议参观清华大学和北大校园。宿宇观察到，自20多年前首次推出以来，“学游”产品变化不大，同质化问题严重。有的机构只是把外地的孩子带进学校逛逛、拍照，然后在食堂吃顿饭。

疫情过后，“高校游”变得更加艰难，但依然挡不住科研团队大显身手的脚步。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都限制外来者进入。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例。目前只允许校友和其他特殊群体参观校园。他们还需要提前预约，凭身份证进入。“主办方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把孩子们送到了校园，为了不被发现，他们不许挂旗帜，不许穿校服。圈圈，我们能学到什么？”宿宇坦言，主办方更注重渠道建设，而不是内容设计。

受学校推动、家长追捧，近年来考研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但行业却乱象丛生。《中国游学发展报告2021》总结了课程、资金、人才、安全等几个行业痛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旅游不学，价高质低”，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或安全隐患等相对隐蔽的问题，消费者很难第一时间察觉。

“双减”政策出台后，原本为孩子报读课外辅导的家长们将目光转向了调研学习，但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大部分家长其实并没有清晰地理解“游学游学”的概念.花在研究上的钱值得吗？游走于教育与市场之间的课题组如何设计与定价？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价研究组”的变异，改变了研究的口味。

6月5日早上7点，北京南站已经挤满了一波又一波出省留学的学生团：短短一个小时，5所中小学的数百人踏上征程在去上海和黄山的路上等火车。摄影/记者李明子

“我待学校如花园，学校待我如猪”

今年4月中旬，佛山一位网名“孙空空”的家长连续12次发来关于孩子学校“乱”的问题。.

女儿就读的私立学校组织小学生到香港“微留学”。为期五天的活动费用为5980元，远高于行程中的实际购买价格。但“调研”的内容和行程极为模糊，笼统地只提到“香港领袖培训班”、“香港学校访问交流班”和“香港科技班”。其中，最具体的“研究”地点是香港迪士尼乐园。此外，孙空空还提出了协议中是否存在霸王条款、如何保障学生安全、收费账户是否为个人账户等问题。

“参加这次活动真的是自愿的吗？还是打着自愿的名义被逼的事情？不参加这次活动的学生会不会被特殊对待？”“学校选的承办活动的公司调查过了吗？这可能涉及193万多元的大工程，还涉及这么多学生的安全活动，所以一定要选择大的、有经验的公司，这涉及到招标，学校也这样做吗？“家长孙空空”在视频中怒斥，“我把学校当花园，学校把我当猪。”

经约谈，学校对孙空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取消了此次游学。“我不会再对游学事件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孙空空回复《中国新闻周刊》，“考研是教委提出的硬性要求，学校、老师、家长没有选择权。”

游学确实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之一。2016年11月，《中小学生游学意见》正式出台。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游学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将游学活动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以综合实践活动为整体，推动游学和学校课程。有机融合。

“在此之前，很多机构都是自下而上的探索研究，但2016年之后，研学旅行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机构推动和建设，让学生在学期期间去旅行，并将研究纳入必修课。这些课程将带来教育系统和行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旅行社行业发展报告》主编张扬分析。

不过，《意见》也强调，要精心设计研学游学活动的过程，做到胸怀高远、目的明确、活动生动、学习有效，避免出现“学无止境”的现象。只游不学”或“只学不游”。

郑飞的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参加学校组织的调研，去海洋馆观看鲸鱼的成长过程，参观定远舰进行思想教育。看到孩子们玩的开心，平安回家，郑飞也愿意尝试更多的科研产品。和郑飞有同样观念的家长不在少数。只要孩子玩得开心，安全，都可能会回购。

“研学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也不排除一些机构利用了家长‘只想让孩子平安快乐’的心理，他们开展的研学旅行，不过是打着‘研学’外衣的旅行。”产品增加后，质量控制可能会降低，甚至更低。上述成立十余年的教育机构顾问严初举了一个例子，一线城市的孩子，带他们出去放烟花，放一个鞭炮，抓两个虫子晚上可以玩得很开心。包装成“自然练习”。“问题是，这叫研究吗？”

2021年2月，北京市教委在发布《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游学管理的通知》时指出，不得以组织游学为名开展变相旅游。保证学生“游学”、“游学”。”，避免“行而不学”。

当家长发现机构“以学习之名带孩子出去玩”时，自然会质疑“价格比单纯的旅游贵多了”。

“科研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可以向家长收费的项目之一。”严初坦言，北京的补贴是每名学生每年100元，但各地政策不一样，很多省份没有这个补贴。全部由父母支付。有的学校一年搞四次科研，寒暑假，春秋游。每个学生每年投入2万至3万元用于研究和教育。“很多父母都快崩溃了。”

辽博馆工作人员耿磊在《城市博物馆游学新现象的担忧与思考》一文中透露，博物馆游学虽然与海外游学项目相比成本较低，但花费数万元，其实挺贵的。两天的博物馆游览至少要一两千元，有些活动两个小时的讲解要四百六百元不等。中国大部分公立博物馆从2008年开始免费开放，机构带人参观和学习博物馆几乎没有门票费用，却要向学生和家长收取不菲的学费，堪称“很多钱”。

而且由于科研市场基本没有进入门槛，主办方都是为了利益而来，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耿磊写了一个例子。就博物馆研究而言，很多带队的导师对文物一知半解，讲解漏洞百出，或者干脆对着文物牌照讲解自己的课题。更糟糕的情况是，文物展示是“戴冠戴衣”，向学生灌输错误信息。也有一些机构干脆在展厅里搞“探索发现”，让学生拿着“任务卡”在会场穿梭，用自己的答案填空。

5月18日，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迎来科研热潮。图/视觉中国

隐患难防

还有一些产品打着“学科学在中科院”、“与科学家面对面”等宣传口号。其实他们去的是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对外开放的餐厅，或者去中科院植物园游学。

更有什者，还打出了“院士同行”的旗帜。北京微创博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王虎文举例说：“我很担心中科院每天都在打假。”

此外，市场上还有很多假冒研学产品，如“七日速成珠心算研学营”等。“家长们也要提高警惕，摆正心态，对科研保持合理预期。”晏楚说，这种速成班，一方面可以准确把握家长盼子成龙的急切心情，另一方面，大多是培训机构招收的。“疯狂的举动”。一些课外补习班实行“双减”后招不到学生，就打着“研”的号流量，用假研活动为补习班引流。AI标签是一样的。”

“研究就是这样一种非标准产品，没有经验是发现不了的。”中信旅游集团研学旅行导师于慧清表示，研学项目的客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数量是主要关注点，并且已经过家长、学校和教育委员会的审查。相对来说，在质量、价格、安全等方面更有保障。但是，对于面向市场招揽个人客户的项目来说，定价和质量完全是市场行为。

相比质量和价格问题，家长最关心的是相对隐蔽的安全隐患。“几个孩子游学回来发高烧或吐泻；在夏令营里被调戏、打骂、辱骂；孩子们在夏令营被武术教练打成骨头……”近年来，游学安全问题频频被曝光。

2021年8月5日，中国科考协会发布声明称，在协会组织的腾格里沙漠科考项目中，一名16岁儿童意外意外死亡。此次探险项目的组织者、中国探险协会副秘书长姜某和带领郑某穿越沙漠的领队王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立案侦查。法院起诉。今年3月22日，该案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未当庭宣判。

“责任认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只能说是再次提醒业界，各家企业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尽量开发研究线，反复讨论新产品，宁可放弃，也不要放弃。”往前冲。”于慧卿说道。

2016年发布的《旅游行业标准研学旅行服务规范》规定“每个研学旅行团至少配备一名安保员”，但安保员的级别如何，安全教育和防控工作是否做好能否落实到位？，关键要看组织实施。

于惠清和他的团队曾策划过一次“穿越高黎贡”的徒步活动。考虑到现在中学生的身体素质水平，经过与校方反复讨论，将原来的“徒步30多公里”改为“往返16公里体验”，如果觉得不舒服，可以随时退出，并且在队尾会有老师和队医响应。活动当天，有3名同学因高原反应中途退赛，但由于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全部安全返回。

“你能保证孩子们不离开组长的视线吗，有没有及时处理突发事件的预案，你身边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每次提前去现场，于惠清都会反复问自己这些问题。她所在机构的研究产品有明确的年龄要求。比如8岁以下的孩子不单飞，只参加亲子游。“人命关天，我宁愿保守。”于惠清说。

“目前很多对研学旅行乱象的认识是肤浅的，不够深入。”2019年在北京举办的“研学旅行的现状、挑战与未来”研讨会上，人民文旅智库理事长兼首席研究员吴若山曾表示，人们更容易发现不准确的乱象研学旅行中的导游词，却找不到背后缺乏监管和质量监管的本质，更容易将问题归咎于旅行社，却找不到教育培训机构缺乏保险等短板。盘子。

吴若山提醒，初期有关部门和学者要加强对游学乱象性的研究和质量监管。如果只抓表面乱象，不抓实质，那么当“小苗头”、“小问题”长成肥肉时，相关治理的行政成本将非常高。

模糊的脸，谁来领导

回顾2017年研学旅行服务公司成立之初，宿宇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进校。

“说白了，没有任何联系。”粟裕解释说，当时市场还不够规范，不同流派对研究的理解也不一样。主办机构不一定以课程产品取胜。

“类似的黑箱操作并非孤立现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旅行社负责人回忆，2018年夏天，朋友的孩子在他的学校参加游学，到成都及周边地区进行为期五天的旅行。人均收费3000多元，仅一个年级组的毛利率就近百万元，利润率可达30%至40%，这显然不合理。询问后得知，该产品并未经过招标，家长和学生也无可奈何。更变态的是，在研究手册上，组织这次活动的文化公司用的字体非常小，不仔细看根本找不到。“我连这么好的宣传机会都不需要，估计是有猫腻吧。”

一个流行的潜规则是，很多学校把“研究”作为教师的福利。“每年换一条新路线。”严初表示，为了留住大客户，公司不得不绞尽脑汁设计新课程，去更偏远的地方，而一条不成熟的路线不仅会增加交通、住宿、课程开发成本，还可能引发其他变数，例如各种安全风险。“最大的挑战是报价和实施，重点正在从课程开发转向资源整合。”

“最终的学习计划取决于校长、老师、家长、学生和赞助机构如何玩游戏。”严初总结说，“研学”涉及学习、旅行、食宿等多项活动，受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监督，在旅游、商业等领域的交叉点，在没有严格的准入门槛，统一的规定，又没有单一明确的监管机构，谁来主导研究活动的选择，只能说是独树一帜。

颜初所在的教育机构曾接待过一位知名校长，他主张让学生自己设计研究路线，作为鼓励学生自由发展教育理念的又一案例。具体来说，经过多轮比稿，同学们最终确定研究地点在西安，并通过多方查找，确定了兵马俑、博物馆、碑林等几个景点。具体执行门票等环节。

“这至多是学生自主设计的旅游路线，而不是研究。”晏楚说道。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游学工作的意见》明确将游学活动定义为“将研究性学习与旅游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

“所谓-basedstudy首先提出一个假设，然后通过科学实验来证实或推翻它，研究结果是开放的，而不是固定的知识点。”北京某研究机构的教育顾问季敏认为，历史人文研究还应该具备科学探究的基本精神。比如参观西安城墙，可以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古城的防御工事是这样布置的？

“向学生提出好的问题，而不是仅仅输出它们。”作为一家科技创新公司的负责人，济民期望“研究”的方式能够弥补传统课堂教育中“科普教育”的不足，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科学探究的能力。

但现实是，对于“什么是研究”，从业者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不少受访者认为，旅行中的被动学习也是一种调研，“只要能激发兴趣，有所收获，就是学习”。一位研究导师运用了陶行知的“人生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教育理论认为，“因为喜欢烧烤，研究用什么手势撒孜然也是一种学习。

各项政策对“研究”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江苏省地方标准《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建设规范》将研学旅游定义为“旅游实践活动”，即依托各类文化旅游资源和设施，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开展旅游实践活动，提高游客综合素质和旅游体验质量。

“研学市场最大的乱象是研学、游学、旅游的界限混乱。”Jimin表示，这带来了“游而不学”的问题，甚至让消费者无法界定“是否存在‘游而不学’的学习”，不利于学生、家长的规范发展。和行业。

王虎文认为，“游学+游学”模式可分为游学、研学、探索等不同阶段，由易到难，各司其职。例如，对于年轻学生或刚接触某一专业领域研究的学生，可以先从游学开始，激发兴趣，然后再开始学习。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和技能后，可以尝试探索。

与普通旅行相比，研究性学习的门槛更高，也更枯燥。王虎文以一次海外调研为例。当时，他请美国圣地亚哥的一位中学科学老师带领学生做一个为期一周的项目，主题是烟头对环境的影响。、在1米宽的样方内捡烟头，一人负责捡起，一人负责记录，一人拿着尺子准确测量。“科研的乐趣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有多少同学会主动选择吃苦？”

研学过程中，学生希望“玩好”，家长的第一诉求是“绝对安全”，“但真正的研学是吃苦”。晏楚说道。孩子“又黑又瘦”回来，家长们肯定会心疼。要么下次换机构，要么机构继续增加食宿成本，必然会减少课程研发的投入。巴士接送”，考虑到人流量增加的风险，最终很可能变成植物园一日游。

“无论是需要提升课程开发能力的旅行社，还是需要积累吃住行资源的教育机构，要想做出好的科研产品，都不得不增加额外的成本。”王虎文感到很无奈。，缺乏统一的内容评价标准。

研究学习以旅行为载体，旅行可以在吃住行条件和报价上进行比较，最后滑落到“哪个性价比高”的问题上，忽略了“学习”的内容。

“市场很大，但大家的研究意识有待提高。”颜初坦言，公司的很多科研产品曾获得教育机构的奖项，但反响不佳，被搁置，被当作招牌。很难做到100%的落实。我们真正做的是生意，而不是最理想化的教育。“毕竟，一个组织想要生存，就必须要赚钱。”

快速扩张的研究市场

业界将2016年称为“研学元年”。政策刺激需求，供给快速追赶，研学企业数量猛增。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罗书刚在今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分享了一组数据：2019年调研学习规模增至480万人次，达到494万人次2021年，超过疫情前的数字。全年研学人次突破6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这种情况在其他旅游类别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研学旅游需求的强劲势头。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留学游学发展报告》，2021年留学留学机构将达31699家，从需求来看，目前中国研学教育市场的潜在消费群体超过200万人次，潜在整体市场规模超千亿元，成为旅游市场新蓝海。

嗅到新的机遇，从业20多年的苏宇在政策出台后第一时间成立了研究公司。“为了应对在线旅游(OTA)对传统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是少数可以线下展示的类别之一。”

“旅行社板块整体业务在经历了散客的冲击后一直在萎缩，在其他细分市场，很难看到像研学这样大规模的跟团游模式，研学自然会成为重要业务对于旅行社。”张扬分析，目前经营主体较为多元化，以旅行社为主，或成立独立研究部门、分公司，或直接转为专业研究公司，还有亲子教育机构、留学机构、语言服务机构等。训练。事业单位、营地基地企业等

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后，课外教育培训机构也将目光投向了研学市场。旅行社、教育机构、咨询机构都在争相抢占研学旅游市场。

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很多还在赛道上的新玩家。以新东方为例，早在2005年，新东方就建立了国际游学品牌，逐步拓展国内研学营教育。2020年10月，新东方投资全球旅游文化内容平台“三猫游”，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版图。另一家教育培训巨头学而思（好未来）投资成立了知名亲子旅游电商平台“乐学营”，拥有大量研学旅游产品。网易也涉足了研究业务。2021年11月，有道研究（杭州）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公司由杭州网易临界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

K12教育企业和拥有强大生源的互联网龙头企业的进入，带来了大规模研学市场的趋势，但行业“小而散”的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此前，中国社科院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的《旅游绿皮书2018-2019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展望》指出，当前研学游定义模糊，行业标准不完善，导致存在进入门槛低、退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利好政策吸引了大量机构进入研究领域。考虑到专业化、标准化程度，这些企业难免“鱼龙混杂”。

“很多机构只是将之前的海外旅游行程打包，挂在研究的名义上。”智旻抱怨海外研的市场更乱，点菜也算研。事实上，由于语言水平的差异、文化差异、科研机构禁止对外开放等原因，在国外做好研究比在国内更难。

但在真正想做研究的机构眼里，钱可不是那么容易挣的。一位从业者表示，同样的旅游，调研成本要高很多。在传统旅游的基础上，需要提前开发课程和教材，匹配讲师和教材，协调能够容纳大量学生活动的研究学习场地。以“两天一夜”省外留学为例，北京地区学校的报价一般在1500元左右。除去交通和住宿，每个人只能赚一两百元。如果扣除课程开发成本，人均利润只有几十元。

疫情过后，研究市场经历了新一轮的市场洗牌。据上述从业者介绍，从新冠疫情初期到2020年4、5月，已有1.7万多家从事研学旅行的企业倒闭，新企业不断成立。不少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在疫情后转型或退出，行业被迫重新洗牌，无形中提高了准入门槛。

据《中国研学旅游发展报告2022-2023》统计，2022年，我国各地纳入招标项目的研学项目数量较2021年下降4.27%，增速2022年新设立的科研企业数量将明显低于2021年。

张扬提醒，疫情过后行业恢复较快。“这一轮需要关注的是，那些价格低廉、服务质量不达标的产品是否会借机回归市场。”

“研学游市场存在时好时坏、高度碎片化等问题。”骆树刚认为，要高度重视研学旅行市场的监管。“目前，我国研学旅行市场监管还不到位，从根本上说，缺乏标准，需要制定研学旅行准入标准、资质标准、产品标准、运营标准、内容标准等。.，再按标准严格监管。”

在等待相关监管政策出台的同时，龙头企业也在带头制定行业规范。“研学游是一个政策催生的市场，要靠很多企业一点一滴去拼出来。”粟裕表示，一个新兴市场在发展初期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从业者更害怕看到这个艰难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一刀斩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郑飞、颜初、济民均为化名）

记者：李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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